参与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的武汉女法医:相当于到辐射浓度最高的地方去

参与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的武汉女法医:相当于到辐射浓度最高的地方去

刘茜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病理学副教授,也是参与此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解剖的刘良团队中的一员。从2月16日起到2月26日,针对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病理解剖总共完成了12例,其中,刘茜参与了团队所负责的9例。

对于遗体解剖的风险性,刘良教授曾这样描述:“(解剖环境)相当于到辐射浓度最高的地方去”。而穿上隔离防护服做解剖,则更是会从体力和精力上考验法医的耐性,“不到10分钟,满头大汗,即便只是做平时科研轻松可以干的活,也会汗如雨下,呼吸困难,眼镜护目镜朦胧一片,像高原反应一样,第一例做到大半截,出现心慌头晕等低血糖表现……”

但为了能够尽快进行病理分析,刘茜与团队的其他成员依然夜以继日地进行着解剖、鉴定、分析,最多时2月22日,他们24小时内完成了五台遗体解剖。

“这个工作量确实很大,我们平常也很少连着做这么多台,加上新冠肺炎解剖需要穿防护服,体力消耗很大,团队的大伙儿们也都非常辛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茜说道。尽管在体力上或许有些跟不上,但刘茜说,女性也自有其优点,那就是她们的“韧性”和“认真”。

参与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的武汉女法医:相当于到辐射浓度最高的地方去

“在战斗中度过的生日”

刘茜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刘茜所在的团队便一直呼吁要对死亡病例进行病理解剖。但由于新冠肺炎属烈性传染病,解剖风险过高,加上国内少有针对甲级传染病、达到P3级生物实验室标准的病理解剖实验室,使得相关工作迟迟难以落实。(国际上根据生物安全的防护等级将生物实验室分为四级:P1,P2,P3和P4实验室。P是Protection的缩写,其中1级的防护级别最低,4级最高。)

直到2月15日晚上,刘茜突然接到刘良教授电话,称金银潭医院有一个死亡病例可以做解剖,要求大家立马前往医院。那天,刘茜原本正在家休息,接到电话后她便立马开始收拾行李,甚至还来不及给家里人做心理建设,便匆匆忙忙地收拾好行李冲了出去。手术室准备好了没有?防护工作到位了吗?对于这些问题,刘茜却没有细想过,“当时没想那么多,也没觉得害怕,只觉得很激动,终于能把这个工作落实下来。”事后刘茜回忆到。

等到达医院后,凌晨一点尸检、凌晨四点结束,休息两个小时后展开讨论;当天上午11点,收到第二例病例解剖的通知,下午四点尸检,六点半结束……不到18个小时,团队便完成两例病理解剖。

首战告捷,随后的几例遗体解剖工作开展得也是格外顺利:2月17日下午5点,第三例病理解剖;紧接着,第四例……2月22日,是团队最为忙碌的一天,“我们24小时之内做了五台尸检”,刘茜说。

而那一天恰好是刘茜的40岁生日。事后,刘茜回忆这次在战斗中度过的生日,称:“虽然没有跟家人一起过,但是那天,刘良教授和团队的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在手术室外给我唱了生日歌。我女儿还为我做了一个生日蛋糕,拍照发给我,我觉得这个生日也过得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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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茜(右二中)生日当天,刘良(右二)与团队其他成员一同为她庆生加油。

“法医是为死者,也为生者”

其实,刘茜算是“半路”上杀出来的法医。大学本科四年,刘茜就读的专业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03年,本科毕业后,刘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攻读法医专业研究生。

“我对法医专业一直感兴趣。高中的时候,受电视剧《鉴证实录》的影响,里面讲述一个女法医的故事,但高考那一年,法医专业不招女生,所以我就报考了临床医学专业。另一方面,我觉得法医专业很神圣,它能解决一些普通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加上我一直喜欢动手工作,所以大学在跟着刘良教授进行了一次解剖工作之后,就还是选择了法医专业。”回顾过往时,刘茜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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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茜(右)与导师刘良(左)

不过研究生期间第一次做遗体解剖,刘茜还是没能克服心理不适:“碰到的遗体是冰冷的,跟临床上触摸病人的感觉完全不同。”等她做完解剖去学校食堂吃饭时,看到碗里的肉,都觉得难以下咽。

但这些不适感最终还是被刘茜克服了。2006年,在修完全部研究生课程后,刘茜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攻博。2009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刘茜继续留在了法医学系担任助教,并在三年后凭借丰富的教学成果升为法医学系副教授,那时她32岁。

王云云是刘良的研究生,也是刘良团队中的一员。这一次她同样参与了遗体解剖的相关工作,主要负责手术台前的辅助工作以及后期对器官组织取材、切片、阅片等的处理工作。

王云云说,在法医这个领域中,优秀的女法医其实并不少见,“就我所认识的,同济医学院毕业的就有许多女法医相当优秀。”而据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当年完成我国首例、以及第二例SARS患者遗体解剖,在SARS疾病研究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法医专家王慧君教授同样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前身),而她与刘良教授一样,都师从于著名法医学家黄光照。

17年前,在解剖室内安全硬件设备极度缺乏的情况下,王慧君带领团队毅然走上解剖台,揭开SARS病毒的真面目;17年后,面对高浓度病毒,则是刘良、刘茜等人选择走到“辐射浓度最高的地方去”。

在王云云的眼里,刘茜是一个专业性强、在工作上总是精益求精,且逻辑性很强的人;而她私下的性格则是非常多面,“可温柔,可豪放”。刘茜则说,或许是法医直面死亡的次数太多,反而愈发地对人生看得通透,“更懂得笑对生活”。

病毒并没有吓退刘茜,但有一件事情,却对刘茜的触动很深。

刘茜说,对于遗体捐献或者是对科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逝者,进入解剖室之前,大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给遗体鞠躬。所有的遗体捐赠背后,都是家属的无私奉献。而在参与的9例遗体解剖中,最令刘茜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位83岁的老革命。

老人曾参加过抗美援朝、酒泉基地建设等,在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离世后,家属受其嘱托,将老人的遗体捐给了刘良团队。“解剖之前,我们有从医生那儿了解过老人的情况,后来我也有看媒体的相关报道。”2月20日,刘茜将关于老人的家属采访视频转发到看朋友圈,配文里,她这样写道:“向老人致敬,必定不负所托。”

经过这次“战疫”,刘茜对“法医”这个职业有了更多理解:“很多人都说法医病理是管死不管活,但是我一直认为,它可以为更多活着的人,包括家属、医护人员们给出更多有用的信息。这一次的解剖让我更加确认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法医不仅仅是为法律服务的,它也可以为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提供更多相关的实践经验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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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报告将对临床有直接启示”

自2月25日最后的病理解剖工作结束后,刘茜与团队成员们依然没能闲下来。在法医的日常工作中,解剖只是属于前期工作部分,后期刘茜们还需对器官组织进行取材、切片、阅片等处理,收集整理临床资料,再分别多次地与一线临床医师进行结果反馈、讨论交流。

3月4日,第七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发布。当天,刘茜转发了最新版诊疗方案。在这份最新公布的方案中,有一新增章节得到了广泛关注:病理改变——这一章节均是根据目前已进行的几例尸检和穿刺组织病例观察结果总结而来,其中,“以肺脏和免疫系统损害为主;其他脏器因基础病不同而不同,多为继发性损害”。

参与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的武汉女法医:相当于到辐射浓度最高的地方去参与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的武汉女法医:相当于到辐射浓度最高的地方去

尽管尸检并不能指导医护人员干预所有病例,但其病理学研究报告却能为后续的临床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在接受采访时,刘茜也称,此次病理报告对于临床或许能起到的直接的启示作用,其中最主要是莫过于以下两点:

其一,明确了肺部病变主要是渗出性炎症病变,肺泡受到广泛损伤,且纤维化严重。提示临床医师有针对性地保护肺组织、减少肺损伤。

“另外,关于肺部通气障碍的疏导方面,也能对临床起到一定作用。”刘茜说:“因为我们确实有在部分解剖病例中大体肉眼可以看到肺泡和气管中有大量液体,有的甚至十分粘稠,一切开就会流出来,有的还会堵在气道里。这就提示在临床治疗中更要注意气道的通畅,不管是用药物稀释排出也好,还是采用物理方法,如俯卧位、拍背等,都会对患者有所帮助。”

其二,明确除肺部病变外,其他器官也会受到攻击和损坏,从而导致患者死亡。提示临床不止要管肺部的问题,还要考虑免疫系统损伤以及其他器官继发损坏的问题,从而需要制定更加全面的治疗方案。

而相比SARS病毒,刘茜称,经过对比发现,两者引发的肺部基本病变虽然比较相似,但新冠病毒也有其特殊性:早期渗出更加明显;肺泡上皮的增生相对不明显,包涵体较少见;此外,相比SARS,新冠病毒对脾脏、淋巴结等免疫系统的损害更明显。“所以,这个机制值得去进一步研究的。我们目前发现的免疫系统损害可能是病毒直接攻击免疫系统造成的,它不是后续发生的并发症。”刘茜透露。

随后记者观察到,在新版方案治疗中,针对重型、为中性病例的治疗,也首次提出了免疫治疗。

事实上,刘茜也一直密切关注着临床治疗上的动态。3月6日,刘茜就在朋友圈中转发了一条文章:《武汉成立清肺小组:有肺部完全变白患者清洗两天后接近正常》,文中提到的清肺小组正是重点针对由于痰栓、黏液栓导致治疗困难、病情加重的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展开的诊疗。

在采访结束后,刘茜给记者发来了女儿写的一篇作文,其中有一段话如下:“只要有一线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只要有我妈妈这样的研究人员,只要有一个人、一个团队还在努力着,武汉人民就不应该感到害怕,不应该退缩,应该与这些人一起,勇敢地向疫情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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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茜说,过去,她不曾详细地告诉女儿自己的工作是做什么的,直到这次新冠肺炎遗体解剖被报道出来后,女儿在电视上看到了“刘伯伯和妈妈的团队”,这才明白了她的工作的意义。对于刘茜等人来说,或许传染病尸检只是他们身为法医的职业所需,责任所在,但在关键时刻,他们所表现出的中国医生的求真和无畏,却足以激励无数人。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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